黑手机问题集中暴露不到一年，在国内手机市场上，一股新的势力迅速崛起，很快席卷到整个行业，这个群体就是“国包商”群体，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手机市场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国包商一词，来源于手机的全国总代理，由于“黑手机”泛滥，一些有实力的正规手机省代和地包摇身变成了“黑手机”的全国总代理，这些“黑”总代在业内简称国包商。
这些国包商经营“黑手机”积累了大量资金，在信产部联合七部委打击“黑手机”的大环境下，有实力的国包商一方面联合起来向发改委正式申请牌照，另一方面帮有牌照的企业贴牌生产。
记者在北京、深圳、惠州、广州四地深入调查后，惊奇地发现，80%以上国产手机厂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贴牌手机行列。而贴牌背后的主导力量就是国包商，随着其力量的强大，他们和正牌手机厂商关系日渐密切和交融，在某种程度上，对国产手机业是一种挟持。
国包商的大生意
深圳——中国手机之都。
刚刚搬到深圳赛格广场办公的李生，从公司落户赛格那天开始，就没有一天安宁。隔壁的公司每天都门庭若市，几乎有一半的来访者不小心走错到李生的公司。隔壁的那家通讯公司是一家手机国包商，最后李生不得不在公司门口增加一块“不卖手机”的告示牌来避免骚扰。
6月27日，记者来到赛格广场，坐电梯上楼的时候，看到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一边打电话，一边从包里拿出一叠手机入网许可证(下称“网标”)。“这样吧，你到我的柜台来拿(网标)。”她对着电话说。记者粗略估算了一下，该女士手头的网标至少有300多个。
“这些都是国包商，你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手机联盟网董事长付仁龙表示，每天深圳发往全国各地的手机超过10万部，其中90%都是贴牌手机。据估计，现在深圳约有国包商700多家，全国的国包商超过1000家，平均每家出10个型号的贴牌产品。
付仁龙透露，有些国包商越做越大，不仅深入国内三四级城市，而且还将生意做到了东南亚和中东，个别国包商一个月能出货30多万部手机，甚至超过国产手机一线品牌的国内出货量。庞大的资金和渠道网络平台的优势让国包商将大量贴牌手机带入市场。
土壤与产业链
国包商何以能如此迅速发展?
TCL通讯一位市场负责人透露，很多新拿到牌照的企业其实并不具备相应的生产、研发和渠道网络能力，借用国包商的资金和网络成为现阶段打开市场的上上之策，同时还可以获得丰厚的贴牌费。
付仁龙表示，没有牌照的生产商和国包商花钱租用牌照，以便自己的手机有资格上市销售，而牌照持有者也乐得坐收其成。
据说，一个牌照在深圳市场已经出价过千万元，但有价无货。
“我那时贴托普的牌，一年就给了托普4000万元。”一位去年拿到牌照的手机公司董事长陈宇(化名)透露，现在拥有手机牌照的企业多了，贴牌费用也相应下降，目前一个网标的价格在15元至30元之间，工厂贴牌加工费在12元至20元之间。就是这近50元的利润让绝大部分国产手机厂家以身试法，也让国包商有了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
“对于国包商来说，技术、采购、生产、销售、资金都已经齐全，唯独欠缺牌照(网标)。”深圳的一家国包商公司副总经理江海(化名)表示。
在国包商自己的产业链上，技术来自于很多小型设计公司。深圳市经纬公司副总裁金灿民透露，深圳有100多家规模在10人左右的手机设计公司，他们最大的本领就是克隆，往往一个手机方案到样机出来的时间仅需要两个月。
为了得到国包商的青睐，他们甚至与原材料供应商和手机生产方结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同时也解决了国包商的采购、生产的问题。
江海还透露，其实除了国产一线阵营中四五家没有做贴牌外，其他全部跟国包商贴过牌。其中很多是大家熟知的手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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